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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培俊 江韵琳 | 关于宋朝“共治”说的几点反思 —— 一个学术概念的生成、阐释与话语正义

小编

  与此前迥异,近三十年来,部分学者为标新而立异,以今而度古,“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被视作宋朝一项基本国策,是天水一朝独特的行政理念与实践模式。但是,既有研究成果对于“共治”的概念、对象、时段、实践,缺乏统一界定,论证逻辑也存在罅隙。对台谏制度、士大夫政治的影响力高估,对王安石与宋神宗“得君行道”的憧憬,催生了宋朝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学术意象。这些或系昙花一现般的瞬间现象,更或许出于后人之建构意象。实际上,在表面看似“共治”理念的背后,隐藏着宋朝君臣更为复杂的政治博弈、权力关系。但在更多历史“实践”中,这一“意象”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理想层面,或可视为南宋士大夫对北宋政治生态一厢情愿的建构,甚而仅是“帝师”执念下的梦呓书写。此外,其中亦存在当代学者对欧美某种政体的映衬、追慕或描摹,以彰显中华文明在政治理念上的内在早熟性、超越性。实际上,这一论说与历史真相严重不符。对这一问题实事求是的学术探讨,需要避免对“共治”问题过于狭窄化、简单化的认识,更不能望文生义、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将其视为赵宋一朝的普遍政治特征。回归赵宋时代,舍“他镜窥我”而取“揽镜自窥”,以“历史的宋朝”讨论宋史,从历史文献中寻求本属于宋朝的器识、气度、格局、境界,或许更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政制文明。运用史源学和史料批判方法,摒弃“以今释古”“古为今用”的预设,方能更好展现宋史之本相。

  刁培俊,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江韵琳,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12期。

  宋朝是皇权专制社会吗?宋朝文明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明类型吗?何谓文明?放弃“民本”或“以民为本”的政治倾向,皇帝与“臣民”能否秩序同构?在国内影响甚巨的“黄仁宇之问”余音在耳:宋朝真的已有“商业革命”“文艺复兴”吗?

  两宋三百余年的统治历程之中,少量士大夫显露出一种与前代不同的风貌,尤其是范仲淹振臂高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基础上,耳熟能详的“横渠四句”,立意之高、抱负之巨,更是令元明清三代士大夫闻之而自惭逊色。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有学者指出,北宋士大夫阶层广泛呈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或许是对北宋士大夫精神、宋朝对士大夫优待政策(其中暗含着重文轻武、以文抑武举措的实行)的过分解读,长期以来,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非虚构历史读物,更多的是普罗大众中的读书人,往往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视作宋朝独特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模式。问题是,“共治”真的是天水一朝的基本国策吗?

  寓目所见,吴晗最早提出“共治”一说,其在讨论皇权时指出:“士大夫是帮闲的一群,是食客,他们的利害和皇权是一致的,生杀予夺之权在皇帝之手,作耳目,作鹰犬,六辔在握,驱使自如”,所以,皇帝愿意与“无血统关系的外姓人士大夫”共治天下。值得注意的是,吴晗认为,在历史上,绅权和皇权的关系经历了三次变化,从共存到共治,降而为奴役,呈现逐步衰落的趋势。换言之,从共存到共治,绅权已是江河日下,皇权则节节提高。令人惊诧的是,抑或是刻意遮蔽,更也许是“以不知为不有”,这些洞见睿断被后学者忽视了。

  1986年,张其凡撰文指出:“北宋在法制的基础上,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成规,充分发挥与利用了广大士大夫的智慧,构成了稳固的权力结构,因而北宋160余年间,无论如何变化,国家机器均循制运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固性。”该文主要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出发,论述北宋政治的稳固性,认为法制的普遍有效性是奠定共治结构的牢固基础。稍后,作者又对相关论点进行了丰富与完善。与此相应,张其凡对学界所讨论的宋初削弱相权之论、相权重于皇权之说,均不以为然,从而认为“共治天下”是对北宋政局特色最恰当的形容。

  其后,一大批学者均先后认同或阐发这一概念。王瑞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题报告会上指出,赵宋王朝选择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策略笼络士大夫,清楚呈显了宋朝政治的特征,亦强化了士大夫的责任感与事业心。他多年来持续倡导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这一论说,影响甚大。程民生从士大夫政治对皇权制约的角度出发,随后指出:“在两宋300多年的历史中,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士大夫以与皇帝共天下为己任,运用种种直接、间接、临时、长久的手段与战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图控制皇帝、制约皇权,并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取得成功,主导着宋代政治运作。”

  在国际学界引起更大影响力的,当数余英时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是宋代政治文化中一大特色。”余著主要围绕士大夫的政治主体自觉意识展开讨论,故其强调“同治”或“共治”的是宋代的士大夫,而不是皇帝。因国际性著名学者的璀璨光环,《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在海内外影响巨大,故其论调传播甚广。《读书》所刊《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汇集诸多国内顶流学者对余著展开讨论,回应并认同了余著揭橥的宋朝“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影响甚广。邓小南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讨论“国是”与北宋政治结构、政局运行,对“共治”论加以补充,她认为“共治”格局引导着北宋的基本政治走势,并由此而生发出国家政体的一系列运转规程。

  在大多数学者肯定“共治”模式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宋朝官僚体系运转中权力博弈的复杂关系,可能过于理想化。王曾瑜指出,“士大夫为‘政治主体’的概念似宜慎用……南宋时尚可称是宋高宗与秦桧,宋宁宗、理宗与史弥远共治天下”,但此种政治不能算是好的政治模式,而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之下,文官的贪腐政治”。张邦炜也对“共治”论者所设想的君臣关系提出质疑。他否认了“君相互制”说,认为“皇权与相权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而宋朝“皇权并未虚化”。他进而指出:“就宋代而言,与其说是平民社会,不如说是权力社会。”针对持“共治”论者所援引的“权力制衡”观,虞云国多次撰文提出异议,指出“封建君主制造成宋代分权制衡权力结构的实质仍是君权独尊”,并进一步强调“以分权制衡为其初衷的政治结构最终仍不可避免地滑入君主独裁的怪圈”。

  尽管如此,何忠礼、顾宏义、张希清等仍围绕“共治”说展开研讨,并进一步拔高了两宋士大夫对君权的制约作用。何忠礼认为:宋代没有君主独裁,士大夫与君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关系相当密切,以至有“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顾宏义认为,“共治天下”不仅为部分士大夫提出,更为宋朝历代君臣普遍接受,文彦博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堪称理解宋代政治结构的关键所在。张希清的研究表明:宋朝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且“共治”已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

  综观学界对“共治”说的讨论,不难发现,部分研究在诠释存世文献上显露出某种普遍性倾向——即认为自宋真宗到宋仁宗朝,台谏官力量的抬升,麻醉了士大夫的心神:他们开始普遍抱有一种错觉,认为皇帝并非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而是可以被智慧与言辞所劝诫、引导的人物。对这种观念的刻意解读,构成了近人认知上的一大误区,其本质上是对“专制皇权一元化”这一历史铁律的深刻遗忘。这种看法不仅忽视了皇权在古代中国政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而且误读了宋朝政治文化的本质,“共治”俨然成为宋朝君臣一以贯之的“国策”。

  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疑问:“共治”真的是贯穿宋朝的主流政体吗?“共治”是否被宋朝历代君主所接受?是否只是南宋士人对北宋政治生态一厢情愿的建构?甚而仅是“帝师”执念下的梦呓书写?抑或“共治”仅是当今学界臆造的“学术镜像”?

  就“共治”二字的词义而言,“共”释为“同”也;“治”意为“治理、管理”。吴晗将君臣的共治关系比作“掌柜和伙计”的关系,“掌柜要买卖作得好,得靠伙计卖劲”,“皇帝是士大夫的衣食饭碗,非用全力支持不可”。但就本质而言,“伙计”仍是听命于“掌柜”的,此种意义的“共治”,乃是专制皇权主导下有限的利益共谋。张其凡却认为,北宋政治存在“皇权、相权、台谏三足鼎立,立法、行政、监察三权分立”的倾向,以此催生出君臣“共治”。王瑞来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上升至整个两宋朝廷政治策略层面。程民生认为,宋朝君臣“共天下”表现为“不是士大夫集团承担着朝廷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而是大政方针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这进一步确立了“共治”对专制皇权的限制作用。余英时将“共治”解释为“同治”“共定国是”。邓小南认为,从汉唐到宋初,所谓“共治”“共理”,多是指皇帝借助于士大夫的人手、能力来治理天下。士大夫是为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自11世纪前期开始,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变,从北宋士大夫的角度来看,“共治”的重心从被命执行发展到参政议政,甚至在关键时刻可以决断大事。帝王也对“共治”原则给予肯定。赓续这一释义,何忠礼则直接指出“共治”意味着宋朝没有君主独裁,以至有“共治”的局面。这明确框定了“共治”概念下君主专制的有限性。此外,顾宏义、张希清等亦将“共治”定义为理解宋朝政治制度架构、政治结构的关键。

  就“共治”的具体对象而言,张其凡认为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皇帝与“在官之人”共治天下。余英时强调,积极倡导“共治”的是宋代士大夫,而不是皇权。邓小南则指出,自11世纪前期开始,在帝王眼中,“共治”中参政议政者的身份,从智囊谋士变为朝廷命臣。何忠礼界定共治的主体为:“具有相当文化知识、学术水平并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宋代士大夫。”他认为,赵宋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强化了士大夫的“共治”意识。张希清则将“共治天下”解读为“士人出身的官员”与天子“共治天下”。据此可见,学界对“共治”对象的定义仍存在分歧,甚而连帝王是否承认“共治”都未臻明确。

  就“共治”的时段而言,学界亦聚讼纷纭。王瑞来、程民生、余英时、何忠礼、顾宏义、张希清等认为——“共治”是赵宋王朝的整体特征与共识。张其凡则认为,这是北宋特有的政治结构。另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关键时期。这种状况自11世纪前期才开始发生重要的转变,宋仁宗朝是宋朝士大夫政治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张希清、张其凡等认为,宋仁宗朝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具有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故而“共治”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为便于直观展示学界的分歧,谨将学者们的重要论断列表如下:

  要之,既有研究成果对于“共治”的概念含义、指涉对象、适用时段,尚缺乏统一界定,其定义颇具模糊性。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学界多年的商讨和“层累”中,“共治”不断被建构、拔高、神化,甚至上升为“史实”。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回归到历史文本中,重新审视这一概念的生成。

  钩稽史沉可知,“共治”一词始于汉代,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曾言:“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此语表达的是帝王甄选辅臣、同心协力治理天下的愿望。汉宣帝亦称:“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处的“共”意指共襄政务,而非分权,强调的是地方良吏对中央政权的辅助。东晋冀州刺史刘波将此言转述为:“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语意虽有所延展,但仍未脱离“臣为辅治”之范畴。

  东晋确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该说反映了琅琊王氏兄弟与东晋皇室司马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开启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这一政局常被理解为君臣“共治天下”的雏形。田余庆在其史学经典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

  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在作者看来,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

  所以“共天下”云云,并不是王与马平衡的稳定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

  由此可见,东晋琅琊王氏与皇室司马氏,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伴随着不稳定性,正如邓小南所言,王与马(包括其后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尽管在当时为稳定政局所必需,却终究是非常态的、潜含着多重内在冲突的门阀政治格局。宋朝与东晋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尽相同,在科举制推行之前,门阀世家基本垄断了入仕为官的渠道,因此当时的士人更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家族,而非“士人”的身份。与东晋相比,宋朝取士最大的特点便是:第一,官僚群体从世族世卿世禄走向了职业官僚制;第二则是突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不论贫富贵贱,只要寒窗苦读,读书人便可能实现个人社会地位的跃升,真正加剧了社会流动。尽管在宋朝,也曾出现诸如华阳王氏、浦城章氏、大名王氏的科举世家,但其家族获取功名、政治权力的方式以及与王室间的互动,遵循着“天子门生”的制度框架,显然与“王与马”时期以家族利益为主导的“共治”迥然有异。况且,“宋代没有任何一个士大夫家庭像门阀士族那样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实力”。将“王与马共天下”这一概念直接挪用于宋朝,实属方枘圆凿。

  被学界视为宋朝君臣“共治”标志的源头,是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该则史料源自《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中文彦博与宋神宗、王安石探讨法制更张的对话,今转引如下: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

  针对这则史料,学界有两种角度的理解:其一,部分学者认为“与”字应理解为“替”,故文彦博此说意为“皇帝是替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替百姓治理天下”,强调皇帝与士大夫利益的一致性。该说源自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按语,诸多学者援引以之为据。其二,多数学者理解为:天子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余英时认为,不能将“士大夫”与“百姓”看作两个对立的阶级,故而此处文彦博的话应理解为: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邓小南、何忠礼、顾宏义、陈峰等均持相同意见。

  不论基于何种角度解读,学者们普遍将文彦博此论视作一种共识,认为其反映了宋朝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意识,继而从士大夫层面推导出宋朝存在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此类由孤证推演出的整体性、普遍性判断,遮蔽了史料生成的复杂语境与层累过程。揆诸文献本身,《长编》成书于南宋前期,但所征引的史料大抵源自北宋官修实录、私家笔记、诏令奏议等。仔细钩稽现存可考文献,除李焘《长编》及其衍生史籍(《太平治迹统类》《宋史全文》《群书会元截江网》等)外,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在北宋当世文献中,未见任何直接载录以及关于此次对话的相关议论。由此可见,李焘撰史时政治成见及取材,无疑形塑了这一关键叙事。就思想倾向而言,李焘身处王安石新学遭黜的时代,其个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持鲜明批判立场。李焘虽博览群书,却“耻读王氏书”,论两学释奠时主张“从祀孔子,当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黜王安石父子”。就史料来源而言,李焘编撰神宗朝《长编》时,以元祐本《神宗实录》为基本依据,采摭绍圣、绍兴、元符本《神宗实录》的内容,旨在体现王安石等变法派是如何误宋神宗之状。由此可推断,李焘对文彦博言论的辑录,难免渗透着其反新法的价值预设。由于《长编》所据原始史料多已亡佚,文彦博此语究竟是历史现场的真实发声,抑或李焘依托文献重构的政治叙事产物,难以遽尔断定。倘若从“孤证不立”的方法论而言,其文本的真实性仍有待深究。

  若仅仅聚焦文献的表象,极易陷入“共治”理想叙事的认知陷阱中。倘若解构这一迷思,必须重返政局设计、制度运作的肌理——唯有厘清宋朝政治帷幕下的权力结构,辨析皇权、相权与臣权(官僚士大夫权利)在宋朝政体中的实质关系,方能逼近“共治”论的历史本相。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权至上,具有绝对权威性,表现为一整套集权而有层级的政治体系,诚如张分田所言:“凭借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权势,对外征服,对内强制,独断专权,宰制天下,这是王权的本质特征。”在“君主独裁制”的理论范畴中,执政者为股肱,可以尽可能地分割官僚机构中所有的事权,但最终的裁定权仍然集中于一人之手。

  相权是指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所拥有的权力。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是宋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议题。早期的研究强调皇权与相权的对立,钱穆、邓广铭等持宋朝“相权削弱说”,认为宋朝因专制皇权之日益集中、相权被分割而大大削弱;此后,王瑞来、张其凡等提出“相权强化说”,主张宋朝皇权受到极大限制。亦有学者认为,皇帝加宰相所得的朝廷权力总量,和政府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总量,皆为变量。张邦炜、侯旭东、方诚峰、张祎等则试图“走出与超越”宋朝皇权与相权二元对立之争,强调“体制”的整体性与关联性。尽管众说纷纭,但无论持何种立场,大多数研究均未否认这一基本事实:即宰相的权力运行始终嵌入君权主导的政治体制之中,相权依附于皇权。

  从最高决策权的角度出发,在多数情况下,宋朝宰执是难以撼动宸衷而独运的。对于某些影响有限的次要问题,如地方蠲赋、科举条制或灾荒赈济等,宰执尚可有一定的发言空间。然而,一旦触及军国大计、礼制尊卑等关键领域,面对皇帝的乾纲独断时,宰执也常常束手无策。南宋宰执赵鼎的仕途起落,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处理关乎国家安危的宋金和战等重大决策时,赵鼎违背宋高宗旨意,反对与金议和。尽管赵鼎竭力申述,却始终未能改变宋高宗的想法,加之秦桧的挑唆排挤,君臣间的信任崩塌,最终赵鼎被罢相。此种宰执因坚持己见忤逆君意而遭罢黜的现象,在宋朝绝非孤例,足见宋朝相权在皇权面前的脆弱性。

  从臣权(官僚士大夫的权利)出发,我们首先需明确“士大夫”这一概念。“士”的最初含义是成年男子,而后又逐渐演变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春秋战国时期,“士”与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特别的联系,士人具有了文化含义——他们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其中,崇奉儒家学说的士人群体被称为“儒士”。科举起于隋唐,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经书而业儒的士大夫群体。此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者或以为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不容置疑。儒士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官职,遂成为“士大夫”,渐趋职业化。有学者指出,“士大夫”为官绅(官僚地主)之通称。亦有学者强调,汉唐时期的“士大夫”一词,主要局限于特权阶层(世卿世禄的大世族),庶族出身的普通文官与读书人基本上处于依附的地位,很难跻身权力中心。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是高层官僚中顶级且受皇帝信任的一部分,并非所有的“士”均可归入此列,也并非所有官僚都具备“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我们认可这一论断。

  无论是钱穆所抉发的“二重的君主观念”,抑或宫崎市定所谓之“联合舰队”,渡边信一郎之谓“官府的重层式联合”,抑或“二重君臣关系”,汉唐以还愈来愈浓烈的君臣关系,也成为皇权时代权力结构的最核心内容之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随着门第势力的衰退,越来越多的科举士子进入政治的核心。相比于唐朝,宋朝科举考试的规模显著扩张,使得天水一朝逐渐形成“科举社会”“士人社会”,柳诒徵、王瑞来等将这时的政治形态称之为“士大夫政治”。

  寓目所见,“士大夫政治”一词最早见于柳诒徵所著《中国文化史》,其详曰:“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随后,“士大夫政治”这一概念逐渐被宋史学界汲纳,用于强调宋朝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士人社会的兴起。其中,王瑞来撰文较多,且反复论说并呈现“士大夫政治”诸多历史可能的面相。张邦炜认为:宋朝政治既是士大夫政治,又是皇权政治。邓小南认为,所谓“士大夫政治”,是指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形态。

  诚然,在北宋的社会环境下,士大夫的数量远超于前,其社会地位也有较大提升。职业官僚制的形成,无疑深刻塑造了他们报效江山社稷的使命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宋朝所有的士大夫都为皇帝所倚信,如王安石般“得君行道”,也不意味着宋朝臣权便可以平等、凌驾于皇权之上了。一方面,在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结构中,“士”的身份也具有双重性:作为皇权延伸的治理者时,他们是“官”;但官职被罢黜或致仕后,他们依然是“四民”之首的“士”,本质上仍属于“民”的范畴,同样处于皇权的统摄之下。另一方面,囿于儒家的忠君思想,多数士大夫往往是“标准的皇权主义者,标准的专制政治拥护者”,对皇权具有绝对的崇拜意识。从这一层意义上看,即便个别士大夫具备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其权力仍是依附于君主的恩赐。过分抬高“士大夫”的地位,将其视为与皇权平起平坐的“共治”者,是对宋朝权力结构的误读。

  台谏制度被学者视为制衡君权、相权、臣权中紧要的一环。宋朝的台谏制度是在前代御史台、谏官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真宗至宋仁宗朝,常常被认为是宋朝台谏的黄金时期,台谏官员参政议政热情高涨、力量抬升、以敢言直谏著称,是政治集团中较为强势的一方。然而,在这种看似平衡的表象下,却存在诸多制度上的缺漏。君主常凭借私忿而罢斥臣下、制衡宰执,视台谏官为喉舌;宰执等臣僚也乘鹰犬之势,排挤异己、阴夺言职、荐举亲故,诸多台谏争论背后实则隐藏着君主(或朝廷中一时之肱股重臣)的授意与支持。且不论南宋时期台谏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即便是在政治相对包容的北宋,诸如宋仁宗朝的皇后谏废、宋英宗朝的濮议之争、宋徽宗朝的蔡京擅权等,皆有大批台谏官被横加罢黜,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归根结底,在封建君主制下,君权为台谏制度的最高主宰者和唯一调控者,台谏制度必然面临着畸重君权的失衡因素。“博采众议”的表象之下,或隐藏着“异论相搅”的本质,仅仅是高踞于九重之上的君主驾驭群臣的策略——在若干时段内,皇权操控此技之巧妙精湛高超,其淋漓尽致的表现就是让官僚士大夫们自己跟自己“斗”起来,让他们“互掐”。这其中哪里有什么“共治”?所有对台谏系统和台谏官的监控、纠督、制维,最终都只对君主负责,由君主裁断。

  要之,在皇权、相权与臣权的博弈中,君主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皇权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就前揭诸端而言,在政治实践层面,两宋并未呈现“共治”的历史本相。

  如前所述,学界对“共治”的定义存在显著分歧,相关史料亦令人疑窦丛生,宋朝权力结构的实质更令“共治”之社会实践沦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如此一来,宋朝政局运转中确有“共治”吗?还是“共治”仅仅是学界假想的“虚像”?下文将梳理秉持“共治”说者所援引的主要论据,指出其中存在的史料误读及逻辑漏洞,以清晰评断“共治”之说。

  其一,值得注意的是,共治的主体是皇帝与士大夫,但从宋朝皇帝层面出发,显豁举证、分析阐释的篇章却较为少见。学者最常引用的史料是南宋李幼武等编纂的《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16《陈亮言行录》:

  绍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诰词云:“某官:三岁大比,人徒知为布衣进身之途;艺祖皇帝有言曰:‘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当法也。……”

  此句出自陈亮奏折,它转引了宋太祖的言论。南宋楼钥《攻媿集》亦有同源记载:“艺祖皇帝有言曰:‘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我们大量钩沉检索,却没有搜集到任何接近宋太祖时期的文献能佐证此说,换言之,此语在正史、宋朝其他士大夫文集中亦无从寻踪。通观宋初政治发展历程,尤其是稽考科举制之重建经过,在武将依然占据高位的宋初,这极可能是南宋士人在特定语境下,臆造或对宋太祖话语的理想化转述。宋太祖是否有过相关的言论,亦值得追寻史源,并展开史料批判。

  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宗言:“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由此可以推断,宋太宗期望与他一起共治国事的人臣能够竭尽忠诚,为朝廷尽力。诸多学者在论述“共治”时,均直接引用以上两则史料,甚至将其上升为“祖宗家法”。事实上,宋太祖、宋太宗的部分发言,明显带有轻视士大夫的意味。例如,宋太祖曾对文臣王著有以下评论:“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谙。况一书生,虽哭世宗,能何为也?”宋太宗也对部分人臣表露出不屑之辞,他在讨论被贬谪的官员时,认为此辈乃“窜逐之臣”“务行巇崄”,如果轻易召回,只会“复结朋植党,恣其毁誉,如害群之马”。我们不难推断,宋太祖与宋太宗即位之初,为巩固政权,笼络士大夫是必然之举,但他们可能更多倚重武将;其与士大夫的关系,并非如同后人所设想的那样融洽,猜疑与轻慢掺杂其中。如果北宋政治运行过程中确有所谓“共治”,那也不过与“异论相搅”或“祖宗之法”一样,乃是皇帝治理天下的一种手段、工具、策略。

  其二,在举证“共治”说之时,学者常常援引魏了翁的言论:“臣闻人主所以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孙升的如下认知也被频频提及,其详曰:“方今二圣以至诚待人,天下之事,付之五六大臣,治乱安危之所系,苟容奸臣在其中,非社稷之福也。伏望圣慈辨之以早,去之不疑。”“今尚书右丞许将为陛下股肱心膂之臣,所与共天下之事,同心一德者,不过四五大臣而已。”宋人的类似论说,堪称比比皆是,不胜穷举,但以上言论似乎都在强调,与皇帝共治的是少数手握重权的大臣,并非群臣、所有的官僚士大夫。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秦桧、韩侂冑、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相继擅政,皇帝的倚重,或主动或被动,但均手握远超普通宰相的军国重权,进一步挤占了广大士大夫的政治空间。例如,秦桧当政时,曾对宋高宗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颛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宋高宗的回答则是:“朕独委卿。”“权相”当政时期,财权、军权、人事权不断向宰相一人集中。韩侂冑曾“自置机速房于私第,甚者假作御笔,升黜将帅,事关机要,未尝奏禀,人莫敢言”。史弥远当权时,朝野则出现“言相而不言君”“知有权势,不知有君父”的反常局面。在这种政局之下,中央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权相之手,甚至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虚位化”的状况,又何谈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权相的出现,本质上依然是皇权异化的一种表现,它要么是皇权怠政下的畸形政局,要么是皇权有意扶持以对抗其他势力的结果,恰恰证明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虚幻性。

  长久以来,宋朝“重文轻武”论俨然成为阐释宋朝政治结构的主流观念,尽管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纠正这一偏见,指出文武关系随时局而异。若真如“共治”论者所言宋朝实行“共治”,则必须追问:为何武臣未能成为“共治”的一部分?这一语境之下的所谓“共治”,显然并不是多元参与的权力共享机制,反而更像是文官集团内部的自我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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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既然天下(大宋政权)为“全民”所共有,那么,天下事就不能由帝王一人说了算。这与文彦博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说法有相同之处。

  细细思讨这两则史料,可以发现,何忠礼在推论过程中存在诸多逻辑的罅隙。材料一系方庭实上疏宋高宗的言论。这番话,是方庭实在反对宋朝向金人“屈辱求和”时所使用的政治修辞,旨在唤起宋高宗对国家、祖宗基业与百姓利益的责任感。士大夫常以“天下非陛下之私”的说法谏诤皇帝,此种说法实则源自先秦“天下为公”的话语传统,诚如《六韬》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类如《六韬》的说法,在汉唐史料中亦频频可见。此类论说是士大夫在承认皇权至高前提下进行道德规谏的工具,一种道德绑架策略,是为了达到进言目的而采取的道义说辞。但倘若将其上升为“天下为全民所共有”,实属过度解读。就材料二而言,刘黻的上疏体现了他作为监察御史的基本职能,而不是“与君共政”的国家制度设计。“与天下共之”一语,旨在反对皇帝私授恩典的行为,强调“政在公道”,并非主张“全民”直接参与大宋政权的决策,它表达的是士人追溯“三代之治”的政治理念。将上述二者的言论理解为“天下(大宋政权)为‘全民’所共有”,是一种“以修辞取代历史现实”的推论方式,忽视了具体的历史语境。

  如前文所述,南宋存在权相,帝王或不理朝政,所谓君臣“共治”根本无法实现。且不论北宋是否所有帝王、士人皆承认共治的理论,就宋仁宗朝而言,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其实现了“共治”?众所周知,范仲淹新政自庆历三年(1043)始,在短短一两年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士大夫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渐趋废止。庆历新政夭折的最直接原因,便是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疏离与猜忌,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对其专制独裁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遂不再支持改革。从皇帝大力支持到有意阻挠、打压,这一转变清晰地揭露出帝王对人臣的信任与否,是改革能否成功推进的关键所在。即使在宋仁宗朝这个被认为最宽容、“共治”色彩最浓的时期,皇权对士大夫集团的生杀予夺也从未动摇。朝政的推行,若仅依赖于士大夫单方面的责任担当与改革热情,皇帝却“失踪”了,又谈何“共治”?学界既往对“共治”的分析常常止步于士大夫的理想诉求,却忽视了帝王层面的支持或驳斥、打压,此种逻辑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当然,这一论说的反证,来自叶适的这段话,何以屡屡被学者所忽略?其详云:

  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材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尽天下之虑也。

  综上所述,若直接将史料中帝王的只言片语上升为宋朝的“国之共识”,似有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望文生义、过度解读之嫌。与其说“共治”是宋朝君王普遍承认的“国策”,不如说是部分士大夫们寄寓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是如何产生的?迈入近现代之后的中国,“共治”的学术概念又是如何建构出来的呢?

  “共治”这一理念,在宋朝文人群体中,尤其是南宋程朱理学的追随者中,被寄予了厚望。南宋士人竭力推行“三代之治”,试图为君臣共治的政治理念寻找道统依据。著名儒士叶适以“治教并行”总结三代之道,呼吁君臣共治。他指出:“皋陶既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者……禹相与共行之,治成功立。至夏商周,一遵此道。”南宋名士陈亮亦追溯三代,指出天下并非君王一人之事,而是君臣所共有的,若将天下视作“一家私物”,则违背了三代“公天下”之法。结合叶适、陈亮仕途起落及时代背景可知,南宋士大夫们所谓的“共治”,更多囿于理想构建之中,并未真正付诸社会实践。叶适虽才学出众,却在官场屡遭排挤,晚年更因卷入“庆元”而被贬黜,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陈亮多次科举不第,虽以布衣之身纵论天下事,却始终未被皇权中枢真正接纳。二人的经历,正是南宋众多士人的缩影——他们虽怀“共治”之理想,但往往处于政治边缘,屡遭挫折。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造就了南宋“共治”话语之滥觞、营造、传播,亦寄寓着士人群体面对山河破碎、家国羸弱的危机意识。他们既要在庙堂上争取立言之地,又要在道统上为偏安政权赋予正当性。在圣化皇权的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建构心目中理想的“圣君”。他们希冀君主必须“内圣外王”——对内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能够“虚怀纳谏”“乐闻谠论”,对外建立显赫的文治武功。这种对理想君主的塑造,深刻反映了士大夫(尤其是理学派士大夫)的焦虑与诉求:一方面,他们需要一位强大的君主作为政治秩序核心;另一方面,他们又期望这位君主能主动约束自身权欲,通过“听言察理”来实现“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

  进而言之,此种言论和诠释是“帝师意识”的显露,亦有学者将其称为“师臣之志”。在古代,“帝师”“师臣”被儒士们描绘成神圣、崇高、权威的象征。两宋科举的兴盛、士气的高涨,尤其是到了南宋,朱熹立朝40余日,在整个士大夫群体之中逐渐催生了“帝师意识的重新膨胀”,当然也存在王安石与宋神宗这一“得君行道”的理想君臣形象,为南宋以及后世的士大夫所津津乐道。南宋士人反复书写“共治”理想,旨在建立一种足以与君权相颉颃的文化姿态。揆诸斯理,所谓“共治”并非现实制度的映照,而是士人向皇帝表达“愿为师、愿共政”的志业诉求。

  晚清以降,面对西方民主政体之浸染,中国学者不断寻找与现代政治制度相契合的根荄。时间迈入20世纪下半叶,以余英时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者,在“现代性”焦虑的驱策下,试图从中华传统中发掘与西方民主理念相“映衬”的文化资源,从中古中国甚而宋朝政治文化中寻求类乎西方“议政”“三权分立”的制衡之道。在这一理念的叙述中,宋朝的皇权并非专制,而是受到相权、臣权的制衡。“共治”之说遂被重构,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学术概念,用以彰显中华政治文明的内在成熟性、自外于欧美甚而世界的优越性。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文明意象”也被悄然构建。在特定时段中反复出现、具有象征和文化认同意义的符号,是文明意象特有的内涵。这些意象承载着一个文明的价值观、审美取向及历史记忆。历史学家“受现实世界的影响,并思考现实问题,这种影响和思考反映在他们的著述中,是很自然的事”,故而,部分学者尝试从历史中找寻现代政治文明的基底,却遗忘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本质——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帝制政体。冯天瑜总结概括出历时两千年的“周制—秦制”,二者不断转变,代有轮替,是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一对核心范畴。虽然关于选择周制或是秦制,历代士大夫都曾有过激烈论战。但是,历代帝王术的宗旨则是霸、王道杂用,儒表法里,阳儒阴法。所谓“秦制改良版”的“汉制”,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秦制的关键环节,“秦制刚性直接”的特性为汉唐宋元诸朝或明或暗地沿袭下来,无论是以形上之道(天理、民心)抑或自政治实体(贵族、官僚)而约束、制衡皇权的举措或儒士之天真意象,最终均从属于皇权的“利出一孔”:君国独控全部利益通道。接续王亚南的睿智与洞见,魏光奇揭橥之“官民对立”方是秦汉之制(或曰“秦制”)的真谛;重“官本”而轻“民本”,更关键的是,在“秦制”核心系统与话术之下,“君本”才是帝制王权的根本,“百代皆行秦政法”。如此剖析之后,再次追溯所谓“共治”的叙述,即可发现,用“共治”去涵盖士大夫的谏诤功能及官僚集团的政治参与,并不能消解权力结构中皇帝的最终决断权,甚至忽视了武臣、宗室、宦官等角色的存在,这一论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质言之,这种追溯“民主”的尝试,是在塑造新的“历史虚像”。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共治”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框架、理想化范式,而非历史真相之本身。历史上所谓“共治”的实例——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等,不过是特殊时段的权变和尝试。它们如昙花一现,迅速湮没于两宋三百年的历史洪流之中,难以作为支撑赵宋王朝整体政治特征持续存在“共治”的有效依据。

  “共治”在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理想层面,是书生们对宋朝政治生态一厢情愿的建构,甚而仅是“帝师”臆想执念下的梦呓书写,亦是当代学者认识“历史宋朝”的一种尝试。对台谏制度、士大夫政治的影响力高估,催生了宋朝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实例,给人生发臆想提供了某种凭借。我们并不否认宋朝较为宽松的文治氛围下,专制皇权呈现出的相对包容性,但须避免对“共治”问题过于狭窄化、简单化的认识,不能望文生义、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将其视为赵宋一朝的普遍政治特征。实际上,在看似“共治”理念的背后,隐藏着宋朝君臣更为复杂的政治博弈、权力关系。追源溯流,展开文本考古,运用史源学和史料批判之法,可以更好展现宋史之本相。放弃“以今释古”“古为今用”的执念,回到历史现场,避免用当代价值观去剪裁历史样貌,才能在追寻历史真相中保持必要的清醒。换言之,回归赵宋时代,更要舍弃“他镜窥我”而是“揽镜自窥”,庶免望朱成碧之失;以“历史的宋朝”讨论宋史,从历史文献中寻求属于宋朝本有的器识、气度、格局、境界,或许更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政制文明之荣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整理及‘北宋史’编纂的‘南方视角’研究”(24BZS030)的阶段性成果〕